读建安文学之感悟

读建安文学之感悟

2004/8/15

摘要


早已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感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时间静下来认真的读，暑假两个月正好潜心思考研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综观三者自以为以建安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建安，本是东汉末年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从政治上说这是汉王朝岌岌可危，天下即将分崩离析的动乱年代。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曹氏三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作家以他们辉映古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所以备受人们的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局面。一时间作家辈出，文人荟萃，盛极一时；作品丰富，题材广泛；问题多样，五彩缤纷。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目录

摘要

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

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建安文学时期文人的道德思想

建安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参考文献





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

建安文学是最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这也正是建安文学超出前代文学而呈现自己独特风貌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正是建安文学的灵魂。建安时期祸乱起自于董卓之乱，而董卓之乱正是由于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相互擅权的结果。董卓之乱，使繁华京都都变成一片焦土，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这个时期的作家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怎能不激起他们的创作激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关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见也。”这正说明动乱的社会现实对建安文学的积极作用。

同时，建安后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对建安文学以积极的影响。曹操先攻下邺城，又消灭了袁潭，占领了翼州，逐渐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三国鼎立之势已成，魏、蜀、吴都在积极恢复生产。这时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物质生活也比较富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使他们的创作天才得到发挥。狄德罗曾说：“什么时候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时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有口舌的人都有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建安文学的繁荣正体现了这点。前一时期动乱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安定的一社会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悲惨的灾难记忆犹新，何况战乱刚过，很多地方满目创痍，因此，才有许多深切体验的作品问世。



建 安 文 学 的 总 体 特 征

提到建安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建安风骨”认为“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那么何谓“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否就是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呢？“建安风骨”这一概念最先是有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提出。刘勰对风的内涵阐述为“惆怅述情，必始乎风”是说风发于情。风是作者的情、志、意、气在作品中的体现，并由此而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刘勰对骨的解释为“沈吟铺辞，莫先于骨”就是说骨要在铺辞之前就应确立。“辞之待骨”就像“体之树骸”。不难看出，所谓的骨是指作品的思想和文辞，也就是思想内容充实端直，文辞洗练不繁。

后来，钟嵘在〈〈诗品〉〉中提出“建安风力”之说，意指建安诗歌在内容上的充实，非同凡俗及其在表现上的雄健生动。唐代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显然，李白的建安骨就是“逸兴壮思飞”了。后来又有很多文学评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所以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建安风骨”并不能概括建安文学的全部，也就是说“建安风骨”不等于建安文学。它只是古人针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出现的不良现象，而对建安文学某一方面的推许和评论，以期改变诗坛现状。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建安文学全面评价呢？

鲜明的时代风格是建安文学一个突出特征，时代精神是其灵魂，更是它的可贵之处。前面已经说过，再次不在赘述。

建安文学的又一特征就是五言诗居于主导地位。建安时代五言诗得到了迅速发展，五言诗风畅开，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五言诗的发展和它本身的优点是分不开的。它五字一句，比四言诗的句子长、容量大、音节多、节拍奇偶相配、变化多，没有像四言诗那样的模仿，不受任何拘束，诗人激昂的情感容易表达出来。建安文人思想活跃，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抗争、要呐喊，要为实现封建治世而贡献才力。五言诗的优点正适合建安文人表达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所以五言诗在建安诗人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建安文学第三个特征就是辞赋在建安文坛上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抒情、咏物小赋大量涌现，成为建安文坛上的一股大势力。辞赋经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努力，成为两汉文学的主流。但到东汉后期已是强弩之末，但到建安时期又扬波而下，其波涛直接撞击建安文坛。关于当时文人写赋还有很多美谈。曹操命儿子们在铜雀台当场作赋，曹植“援笔立成”。黄射延请宾客，请弥衡以鹦鹉为题作赋，弥衡“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即席而成。

建 安 文 学 时 期 文 人 的 道 德 思 想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建安时代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其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所以人们不再如两汉时期那样，奉儒家说教为经典，唯儒家学说是用。曹操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唯才是举”，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所发《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然对“贱人”、“贼”、“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伊挚、傅悦、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等予以高度评价，要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用人思想，尤其是对“不忠不孝”者的任用，在两汉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改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人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思想感情，能够用文学语言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文心雕龙?明诗>>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说明了文人创作的自由。

建 安 文 学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建安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空前的，它造就了大批最为优秀的诗人，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诗歌这一最具抒情优势的文学形式由民间正式走入文人的世界，由不自觉、半自觉地创作进入完全的自觉时代，基本完成了中国诗体艰难地跋涉历程，使之成为一种最具创作优势的文学体裁，绽开于古典文学百花园中。可以说，建安文学的极度繁荣局面，打开了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之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蓬勃生长，蔚为壮观。

　　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建安之前的诗歌，大多属乐府民歌，文人自觉的创作，只是在汉末才开始出现，而且，即便是文人创作，也多不具名，这说明，诗歌创作并没有真正进入艺术殿堂，而建安作家则一改这种羞答答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开展文学创作活动。这一时期，诗人众多，作品繁盛，琳?满目，美不胜收。

　　在思想上，建安作家能够“以乐府旧题自作诗”，深刻地反映现实，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抒发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面对动乱的社会、漂泊的人生，产生的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参与。这种精神境界、思想实质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在艺术上，建安文学不仅使五言诗更加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也使四言诗重放光彩，七言诗首开先河，并取得初步成就。风格上清峻、慷慨、通脱、任气，“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文心雕龙?风骨》），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其次，建安文学使文学成为“人学”，一改两汉“诗教说”的看法，使文学成为表达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人的主体意识的文学样式。作家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以主人公的姿态来观察社会，认识自我。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反映自我的人格、个性、愿望及价值，即在文学中表现个人对社会、对人生
的态度与感情。

　　第三，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的产生，标志着大规模、社会性文学运动的开始。如前所述，中国文学的命运历程一直是在不自觉、半自觉中徘徊，但是，经过邺下文人集团的共同活动，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社会功用，使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焕然一新，曹丕《典论?论文》对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充分重视与肯定，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理论性总结。之后历代轰轰烈烈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无不受其影响。

　　作为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现象，建安文学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这是建安文学继承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方法，进而“以乐府旧题自作诗”，这个传统又被社甫“即事名篇，无复依谤”的创新所取代，“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作品使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高潮。到了白居易又在理论上予以继承、发扬光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白居易在诗歌理论与实践方面成功的基础。

　　其次，“志深笔长、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旗帜。唐初陈子昂直接以“汉魏风骨”作为文学风格追求的目标，他认为“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的作品才可以与建安风骨相媲美。李白在追求清真自然，反对刻镂雕琢的文风时，也是标举建安文学。至于西晋左思在有感于壮志难酬、社会黑暗之后创作中形成的“左思风力”则可以视为建安风骨的最直接体现者。

　　第三，建安文学在词采与形式方面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词采方面，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总结与曹植“词采华茂”的创作实践，成为六朝文学遣词新奇、造句精审、对偶工整、雕琢细腻诗风的源泉。甚至南朝浮艳文风中也不无建安文学的影子。

六朝文学中五言诗的继续发展也建立在建安文学五言诗成功的基础上。《燕歌行》作为首篇成熟的七言诗则直接影响到鲍照的七言歌行体创作，更为唐代七言诗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王巍 〈〈建安文学概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２月第二版



石家宜〈〈〈文心雕龙〉系统观〉〉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９月第一版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从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７月第一版

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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